理论研究 人居环境科学推动国土空间规划深开云体育- 开云体育官方网站- APP 最新2025化改革和范式创新

2025-12-07 10:35:12　　点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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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规划从城市规划、区域规划演变而来，是当今全球规划领域的前沿之一。人居环境科学是空间规划理论的中国版。我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建立符合全球规划学科和实践发展的趋势，已经取得了众多的成绩。面对当前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新形势，现有的规划理论和方法无法适应新的挑战，面临着理论僵化和范式过时等问题，需要深化改革创新。新时期，我国国土空间规划要以人居环境科学理论为基础，以目标和问题为导向，进一步完善人居环境科学理论，推动国土空间规划深化改革和范式创新。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吴良镛先生高屋建瓴，一直呼吁倡导建立适合我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规划理论体系。经过多年的探索，在道萨迪亚斯人居学的基础上，吴先生针对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城市化与建设事业的快速发展，提出以人为本，以城市规划、建筑与景观学科为核心，整合工程、地理、生态等相关学科，构建人居环境科学体系，研究人类聚落及其环境的相互关系与发展规律，以建立适宜居住的人类生活环境，为中国城乡规划建设提供基础理论[1]。1995年，清华大学人居环境研究中心成立。1999年，清华大学开设“人居环境科学概论”课程。

　　1999年，也是个特殊的年份。以1999年欧盟通过的《欧洲空间发展展望（ESDP）》（European Spatial Development Perspective）为标志，战略空间规划（Strategic Spatial Planning）成为全球规划行业理论和实践的前沿，传统城乡和区域规划的尺度、广度和深度大为拓展[2]。巧合的是，同年，吴先生组织开展了京津冀北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他主笔的《北京》在北京召开的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上获得一致通过，标志着“广义建筑学”“人居环境科学”为世界建筑师普遍接受[3][4]。

　　经过多年耕耘，2001年，《人居环境科学导论》出版，系统构建了人居环境科学的理论框架。吴先生提出全球人居环境的概念，就层次而言，包括全球、区域、城市、社区（村镇）、建筑五大层次；就内容而言，包括自然、人类、社会、居住、支撑网络五大系统。如何统筹协调五大系统是人居环境科学的核心要义（图1）。人居环境建设要遵循生态观、经济观、科技观、社会观、文化观五大原则。具体来说，生态观是指正视生态的困境，提高生态意识；经济观是指人居环境建设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科技观是指发展科学技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社会观是指关怀广大人民群众，重视社会发展整体利益；文化观是指科学的追求与艺术的创造相结合。这五大原则体现了我国人居环境科学理论的核心内涵。

　　国际上对不同国家规划体系的比较研究早已有之，以国际城市规划或发展中国家城市规划为例。从1983年《欧洲区域/空间规划》颁布开始，欧洲战略空间规划研究进入快车道，形成了众多成果，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5]。1999年和200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巴黎，由日本国土厅主持召开了两次空间规划国际研讨会[6]。欧洲国家和美国、日本等各国与会代表就空间规划的概念表述基本达成一致。尽管不同国家的空间规划各有区别，但它们的共同点都是大尺度、战略性的空间规划，因此，大家将这类规划统一称为空间规划，用英文“spatial planning”表达。以此为标志，大尺度的战略空间规划成为当今规划学科发展的前沿之一。2001年，OECD出版《走向空间规划的新角色》（Towards the New Role for Spatial Planning）一书，包括两次研讨会的综合报告，以及从两次研讨会中选择的优秀主题论文和对不同国家规划系统介绍的论文。

　　在国际规划和战略空间规划领域，彼得 ·霍尔、约翰 ·弗里德曼等大家都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在欧洲有长期从事空间规划研究的专家学者，如执笔《欧盟空间规划体系和政策概要》[7]的文森特 ·纳丁（Vicent Nadin）、安德鲁斯 ·法鲁迪（Andres Faludi）、克劳兹·昆斯曼（Klaus Kunzmann）和帕齐·赫莉（Patsy Healey）等教授。欧盟空间规划的主要研究性网站有ESPON、ESPRID、NORDREGIO、SPECTRA、PLANUM等。2002年，开始设立和运作的欧盟空间规划观察网络ESPON，一直在建立一个与领土动力有关的泛欧洲知识库。2014年，根据欧洲的法律，EGTC（European Grouping on Territorial Cooperation）欧洲领土合作工作组建立起来，作为单一受益人（Single Beneficiary)来行动，是ESPON在2014～2020阶段和今后的一个更新、升级的一部分，而且提供由ESPON 2020合作计划（ESPON 2020 Cooperation Program）设想的内容。现在网站名称改为ESPON EGTC。

　　2000年开始，英国皇家规划学会（RTPI）和劳特利奇（Routledge）出版社合作出版空间规划图书馆系列丛书（RTPI Library Series），目前已经出版了40多册，涉及空间规划理论方法等众多方面，包括可持续发展、土地利用、生态景观和开敞空间、重大项目、区域协作融合、空间和场所、多样性、文化特色、社区和住房、交通、未来社会和后现代主义、地方能力、公众参与和规划教育等，展现出战略空间规划涵盖领域的广度和深度。后来，由于英国脱欧、主权债务危机和欧洲移民等问题，影响了欧盟空间规划的进一步发展。

　　在吴先生的持续推动下，国内人居环境科学理论和实践探索得到不断发展，出版了“人居环境科学丛书”10余册。2011年，出版《人居环境科学研究进展（2002-2010）》[8]。2014年，出版《中国人居史》[9]。2015年，清华大学人居科学院成立。2021年，教育部评估中心对全国高校城市规划专业进行评估，各高校城市规划系、学院都把人居环境科学作为教学的核心理论。可以说，人居环境科学是国际空间规划理论的中国版，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人居环境科学之所以没有在新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人居环境科学本身的复杂性。吴良镛先生在《人居环境科学导论》中指出：人居环境科学发展的任务非常艰巨。在国际上，不少学术机构已经开展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应该看到，这一领域在学术上发展的难度很大，究其原因相对复杂。正因为是发展中的科学，涉及不同的社会利益，各层次决策方面存在理解的局限，动摇了某些根深蒂固的传统学术观点与习惯、方法，因此，愈是重大的项目，学术观点愈纷纭，一时难以定论。对此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同时还应该看到，愈是难度大的课题，如有突破，其意义和作用愈大。

　　二是人居环境科学本身还存在一些具体的不足，影响了它的进一步普及和推广应用。从1993年吴先生提出人居环境科学至今30多年来，清华大学的师生持续进行了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与实际规划工作结合不够紧密。第一，人居环境科学缺乏具体的操作程序和方法，没有与法定的国土空间规划建立明确的对应关系。第二，人居环境科学还没有形成以问题为导向的、完善的知识系统，尤其是对当前我国面临的住房制度深化改革、房地产、土地财政等核心问题，还没有明确的思路和答案。第三，我国经济学、地理学、社会科学等相关学科，对人居环境科学的研究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国土空间规划的核心是空间，是人居环境，所以，在研究上要避免规划的空心化。当前，相关的关键问题包括住房、房地产、政府债务、地铁、公共交通等。要把住房单独作为一个专题，吴先生在人居环境的五大系统中，把居住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而且它与五大层次都有关系（图3）。吴先生指出：居住问题仍然是当代的重大问题之一，当然，也是中国的重大问题之一。住房不能仅当作一种实用商品来看待，必须把它看成促进社会发展的一种强有力的工具。

　　吴先生强调规划的科学性，创立了人居环境科学，使我国城乡规划学科的理论水平和地位得到提升。2011年，城乡规划学被国务院批准为一级学科，人居环境科学也成为核心理论和课程之一。但规划不是一成不变的科学真理。卡尔 ·波普尔打破了科学绝对真理学说，其可证伪性原则认为，科学理论不断被修正和完善，从而逼近线年，托马斯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范式”的概念，当老的科学范式无法解释新的社会经济现象时，需要新的科学范式，即科学的革命[19]。我国的城乡规划多年来形成了固化、僵化的概念，固步自封，难越雷池一步，需要改革和范式创新。

　　当然，自然科学与哲学也在发展中。伊姆雷 ·拉卡托斯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1978年）一书中认为，科学不是一个个孤立的理论，而应是一系列理论有机构成的研究纲领，包括由最基本理论构成的硬核。科学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新的、进步的研究纲领，不断替代陈旧、退化的研究纲领的过程[20]。拉瑞 ·劳丹在《进步及其问题》（1977年）一书中提出“研究传统”的概念，认为“科学的主旨是解决问题”“科学革命的发生不是创造出一个各种成分都是崭新的、革命的传统，而是要以某种方式把旧传统的成分重新加以组合，提出一个新传统”[21]。

　　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必须再认识中华人居环境营造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中华文明之传统人居文化。2014年,吴先生在90岁高龄时，出版了《中国人居史》这部巨著，他指出，“研究中国古代人居史，其根本目的就是通过正本清源，条分缕析，探索中国人居发展的历史规律，进而针对当前问题，结合当今形势，将文明中的过去与现状相联系，通古今之变，谋复兴之道” 。他写道：“对于中国传统人居的宝藏，我知之恨晚，所做的也非常有限 。希望《中国人居史》能够像一把钥匙，打开通往宝库的大门，吸引更多的学者、学术团队以及执政者加入到探宝的队伍中，共同迎接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这十几年来，随着工作的深入和学习的不断深化，笔者在2006年论文的基础上，初步写成《中国战略空间规划》一书，归纳了14个主要的新范式，包括居者有其屋、经营城市、中国梦、“摊薄饼”与城市区域、“城乡磁铁”等，作为中国国内战略空间规划的新范式（表1）。这些新范式涉及方方面面，相互之间存在着必然的逻辑关系，是相互关联、互为因果的整体，组成了我国新时期战略空间规划理论方法的主要内容。下面，把我们多年来在实践过程中探索的三方面的新范式做简单的介绍，包括住房和新型社区，小地块、多主体建造，详细规划与城市设计结合的规划设计新范式。

　　好房子、好社区是当前城乡规划，包括国土空间规划的重大课题，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破解房地产困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转变土地财政的重要抓手。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市场化的住房制度改革和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的改革，促进了房地产的发展，解决了14亿人的住房困难问题，创造了人间奇迹。但也积累了众多的问题。未来要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到2035年和2050年，中国人住什么样的房子？生活在什么样的社区？这些问题必须有明确的答案，否则，我们所有的规划都是无本之木。

　　实际上，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在做居住区规划的改革尝试，试图打破千篇一律、“兵营式”的居住小区模式，改变千城一面的状态。从20世纪80年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组织的试点小区建设，到2000年的安居工程，都取得了许多成绩。但是，从总体看，以传统住宅设计原理、居住区规划原理为基础的规划设计方法，一直没有改变[25]。即使房地产业高度发展，市场化程度很高，但规划设计上仍然是具有计划经济意味、现代主义大规模建造的居住区规划模式。从2007年开始，结合中新天津生态城的规划建设，天津开始了对于新型社区的探索。经过十多年的实践，我们终于认识到，

　　正如弗里德曼所言：“200年现代规划历史中，‘另类社区’是最有效和最激动人心的内容[26]。”2001年，《天津市新型居住社区城市设计导则》开始在外环线周边地区试行，打破了传统居住区规划整齐划一的做法，强调多样性、人性化、归属感和生命力[27]。应用城乡断面理论，我们将津城1400km2划为240多个、11种不同的街道社区。城乡断面理论反映出级差地租、道路交通，包括生态和社会等规律性的内容，即城市不同的区位应该有不同类型的住房。位于城市不同位置的街道社区，它的建筑高度、容积率，包括住宅建筑类型都是不一样的，形成了多样的城市空间形态，打破了过去“一刀切”的做法。因为我们的街道社区都比较大，人口数万人，类似美国的一个小城市。所以，我们增加了居委会社区这一个层次，共有8种类型。不同的街道社区由这8种居委会社区及其适宜的住宅类型来构成。

　　外环线边上的水西地区是正在建设中的新型社区试点，围绕水西公园形成了新的居住组团。邻近公园周边的建筑尽量以低层、多层和少量的小高层为主，避免高层建筑的压抑。住宅建筑类型和形式也丰富多样，与整个公园的中式园林风格相协调（图4）。我们将居委会社区的公共设施集中设立，建筑面积5000m2，组成包括居委会在内、各种功能齐全的社区中心，旁边紧邻着幼儿园和小学、社区的公共绿地，形成社区的精神家园。配合新型社区的实施，我们也制定了两批住宅多样性增值空间的管理规定，包括鼓励坡屋顶、首层设置小院、地面架空停车等，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简 ·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重点指出，城市活力的关键在于多样性。好房子、好社区最终也体现在多样性上。经过多年的探索，我们认识到，要实现住房多样性，规划设计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多主体建造。自下而上是现代城市规划诞生时最初的样子，源流深远[30-33]。而且，城市中除住宅外，民营经济中小企业的经营场所是数量最大的建筑类型，其用地和建筑规模也是最丰富多样、混合和灵活的。现代主义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只适合于大规模建造，包括相应的土地出让模式，难以满足民营经济中小企业的需求。要真正支持民营经济中小企业的发展，需要改变传统规划和土地利用方式，这也适应了后现代主义“小即是美”和鼓励个性化、多样性的趋势，以及住房多主体建造的新形势。

　　历史上的城市都是由小地块开发建造的，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34-36]。西方从古罗马的军事城镇开始，到中世纪的新兴城镇，都是在确定城镇道路和主要公共空间、建筑的前提下，将土地划分成合适的地块，吸引居民自主建房。1811年，纽约曼哈顿著名的方格网规划，将曼哈顿第14街以上的部分，划分成2000个200ft×800ft的街区（blocks），这些街区又被细分成25ft×100ft的地块（plots），大约7.62×30.48m，约233m2，共计数万块（图5，6）。这些地块就是曼哈顿建设的起点[37]。当然，随着工业化和房地产的发展，大规模建造的出现，传统多主体、小尺度开发失去了生存环境。但横跨数个街区的大规模开发对曼哈顿的城市肌理造成了破坏，今天新的开发建设都在进一步强调与曼哈顿的基本尺度和城市肌理的一致。

　　现代主义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是自上而下的大规模建造，以规模效益为先。开发商购买土地进行设计建造，销售后才有业主。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柔性生产的出现，美国郊区住宅出现了所谓定制生产，即顾客可以在几种户型，包括装修菜单中进行一定的选择定制。但居民实际上仍然不能设计自己的住房。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发展，多样性和“小即是美”等观念开始流行，现代主义的大规模建造受到批判。新的住房建设应该是自下而上，先有业主，然后根据业主的需求，再进行设计和建造，这样才能真正体现住房的多样性，满足多种需求。

　　要用城市设计来深化国土空间详细规划，提高规划设计水平。回顾美国区划的发展，可以明确地看到最初是对形体和规划指标的控制。到了20世纪50~60年代，单纯的区划管控已无法形成高品质的城市环境。为了提高城市环境水平，现代城市设计开始产生。在区划的基础上，通过城市设计导则（design guidelines）对城市界面进行规划管控。之后又经过40年的发展，认识到只对城市界面形式的控制是不够的，要完善街区内部的功能，需要对建筑类型进行控制（图9）。所以，形成了以形式为基准的区划（form-based zoning），或称为精明准则。目前，美国有300多个城市都已经开始执行以形式为基准的区划[40]。我们在最新一版的《纽约区划手册》里可以发现，纽约的居住用地有10种，实际上是确定了10种住宅建筑类型，从郊区的独立住宅到市中心混合使用的高层住宅，对各种不同的住宅建筑类型提出了相应的控制要求，除指标外，对建筑体型、退线，包括围墙、绿化、景观等都有非常详细的规定。

　　2024年，哥伦比亚大学布朗尼教授出版了《城市的钥匙》，该书总结了近年来美国各城市对区划的改革创新，包括弱化功能分区、鼓励混合使用、取消停车下限指标等，提出“区划既是科学，也是艺术”的观点，表现出强烈的城市设计与区划融合的趋势[41]。我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详细规划和城市设计的新范式，就是要将城市设计与控规进行融合，从规划管控走向规划引领高质量发展。2023年，巴纳特先生出版了一本新书《面向实施的城市设计》，强调城市设计如同城市规划一样，要以问题为导向，通过形象的方法提出解决城市问题的方式和方案。要注重社区的设计。所以，城市设计的新范式应该是面向实施的城市设计[42]。

　　按照天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我们编制了天津津城的总体城市设计，设计范围从原来的外环线。为什么扩展？从这张建成区范围图可以看到，实际上，在中心城区外环线的新建成区，相当于在外环线的外边已经建成一个新的中心城区。如果不对外围进行控制，整个城市的蔓延会非常混乱。实际上，这就是突破所谓城市规划区的国土空间规划的意义所在。当然，也必须要突破城镇开发边界，进行城乡融合的整体规划设计。我们对津城现状进行了分析，与北京、上海、伦敦等城市进行了各方面同比例尺的对比，以发现自己的问题（图10）。

　　实际上，不管是霍华德的田园城市，还是汤姆斯 ·亚当斯主持，由纽约区域规划协会制定的纽约及其周边地区规划，都是要研究实施路径，还包括测算投入产出账。这些民间组织自下而上的规划，需要通过实施路径和经济上的可行性来说服投资人和公众。但阿伯克隆比制定的大伦敦规划是个例外，因为是中央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规划。他明确表示，由于大伦敦规划太过复杂，投入产出账一是算不出来，二是没有必要。阿伯克隆比的做法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后来大部分城市总体规划都仿效大伦敦规划，也不算投入产出经济账。2002年，我们制定海河综合开发改造规划时，提出了要实施的十大工程，测算投资198亿元，当时是个天文数字。为了破解资金难题，通过各方的改革创新，提出以政府土地出让收益质押的模式，国家开发银行给予500亿元贷款额度，天津实施了海河综合开发改造规划“金龙起舞”，中心城区快速路规划“高架绕城”，地铁2、3号线规划“时空通达”，公园规划“绿色家园”的四大项目，开启了我国城市经营的大幕。

　　近期，针对人口增长趋缓、房地产转型和政府债务高企的新形势，经过分析，在津城总体城市设计的后续研究中，我们提出条块结合、统筹盘活存量房屋、存量土地资源和原生态公园建设，新型社区建设，轨道TOD开发，老旧社区有机更新、内外新旧联动的四大行动计划倡议，即津环诗意栖居行动、轨道TOD开发塑形行动、文化复兴行动和经济社会繁荣行动。改变过去单纯由政府和平台公司投资的做法，强调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合作，增加文化和社会方面的内容，是多个范式融合创新的尝试。